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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节目单的晚会——一个生成论或“后现代”的例子
 
一场晚会,没有节目单,事先不知道有哪些节目,也不知道有多少节目,没有导演或者不知道谁是导演,不知道有多少演员,没有进行过整体排练,有些节目根本没有排练过,只是大致分头有所准备,没有统一的计划和整体的安排,但演出居然成功了。似乎没有旋律,但竟然可以演奏。
这是怎么可能的呢?
去年12月初,外方院长特九九说准备2014年春节时在市中心举办一个中国文化展示活动,但并没有就此马上展开筹备,直到距春节还有一个月时才开始具体的准备工作。大致定了几个展示内容:舞龙、狮舞、剪纸、书法、编织中国结、演奏几支中国乐曲、品尝中国美食,或许还有舞蹈,会舞蹈的志愿者老师可以稍做准备,是否演出要看情况;还提出应当有一个意大利同学组成的小组,进行中国诗歌的朗诵。于是,将有关人员分成了几个小组,分头去做准备;但是,意大利小组一直没有完全落实,只是让羽琳和爱丽找中国古诗,并且是已经有意大利语版本的。期间,只有乐曲的演奏排练过几次。
事实上,我们当中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因而一直担心到时会不会演砸了。
在这个过程中,听特九九说马切拉塔大学汉语教师宋培林也在找同学准备演出的节目,说要找卡美力诺(Camerino)的中国留学生参加演出,他也在准备诗歌朗诵的事情。距春节还有四五天的时候,宋培林来信说要搞个诗歌朗诵的“达人秀”,还要组织一个评审团,给优秀者发奖。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组织的,也不知道组织起来没有。
定于初一(131日)晚上5点开始展示活动,8点结束。到了初一中午,我突然想到,是否应该有个主持人?于是打电话给黄萍,让她来的时候穿上旗袍,以便需要时主持节目。她问有没有写好的台词啊?我说没有;又问都有哪些节目?我说我知道的只有几个,其他还有什么节目不知道,到时问演出人员就知道了。
展示活动定在马切拉塔市中心的自由广场进行。事先举行了记者会,张贴了广告,电视台还进行了预告;但心里一点也没有底儿,一方面担心人太少,过于冷清;另一方面又担心人太多,而我们人手太少,导致大家不满。
节目的演出打算7点开始。时间到了6点半,才知道宋培林也是一个“导演”,他把诗朗诵安排为第一个节目,然后是跳舞;可是,他找不到演员了。
7点快到了,宋培林在广场上到处找演员,我也在找我的演员。7点的时候,演员似乎突然到齐了,竟然有十几个。宋培林找来的那些要朗诵诗歌的中国学生说,他们是宋老师从路上找来的。我问:“你们要朗诵什么诗?”“不知道。”“有没有诗歌的打印稿?”“没有。”
宋培林急了:“你们怎么没有打印稿啊?”中国学生们说,这样吧,我们从手机上搜一些。我说,不用了,我们这里有。原来,除了羽琳和爱丽准备的诗歌以外,宋培林曾经让卢卡准备了几首,复印件在王佳瑜那里。
7点到了,特九九说我们俩应该上去讲个话。这也是事先没有准备的。讲完了以后,该演出了。
由于诗歌组还没有准备好,而演出时间已到;同时,王昭然的舞蹈已就绪,于是让黄萍报幕:第一个节目蒙古舞。第二个节目则是龙煌汕和罗笔畅(Piero)演奏的三首中国歌曲和一首意大利歌曲。这时,正要报下一个节目——诗朗诵,特九九突然上台说,舞龙队已经到了,请大家将台下的空地让出来,以便舞龙。于是,小达(Daniele)带领着他的由意大利人组成的舞龙队上场了。
在舞龙进行的同时,我安排诗朗诵的人员准备登场。本来打算朗诵四首诗歌,每首诗由中国学生念中文,意大利学生念意大利文,所有演员同时登场;可是,这时想登场的人太多,怕台上站不开,而且也容易混乱,于是改为朗诵者上台,其他人在台下等候。有几首诗则是三个人朗诵的。
龙舞结束了,诗朗诵开始。第一组上去了,一听,他们是中国学生念一句中文,意大利学生念一句意大利文。我觉得效果不好,立刻跟其他未登台的人说,等中文的诗歌全部念完了,意大利学生再念意大利文。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红豆生南国”那首诗,朗诵者一个中国女生,一个意大利男生。
到这时为止,后面还有什么节目,我不清楚,只知道还有狮子舞。
诗朗诵结束后,小达他们又表演了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双节棍和格斗。该节目结束后,宋培林安排一个中国女孩跳舞。她上台摆好了姿势,可是音乐一直打不开,于是下台,改为抖空竹。空竹抖完了,她又上台跳舞。
接着,王一涵上台跳了秧歌。中午的时候我给她打电话,希望她准备一下,如果需要就上场。开演前她还一直犹豫上不上。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王一涵演完后上来了一个意大利女孩,表演红扇舞。估计是宋培林安排的。
最后是以狮子舞终结了春节演出活动。
总起来看,展示和演出活动相当成功。从我的角度来看,似乎有点乱,似乎一切都没有确定性;然而,从舞台上看,或者从观众的角度看,却是井然有序,节目一个连着一个,似乎是事先就安排好了的。
在整个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三个“导演”:特九九、我、宋培林,也即存在着三个视角:我和特九九的视角基本一致,但我们和宋培林的视角之间没有重合,互相不知道对方都在准备哪些节目。
从整个事情的整体看,则还有观众的视角和组织演出者的视角,这两者也是互相未知的: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观众,观众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展示和演出的内容。
往细里划分,则每个人都是一个视角,这些视角之间绝大多数是相互未知的。
最终,在我们计划的那个时间里,将所有的视角集合起来,耦合成一个事件的整体:中国文化展示活动。
这个展示活动,从哲学上看(这也是一个视角),则很好地显示出了生成论的魅力——至少,从我这个视角来看是这样。舞台上的演出秩序,并不是预定好了的,只是大致知道有哪些节目,但对于每一个视角而言都没有把握完全的信息。最后在现实中出现的那个秩序,是随着当下的境遇、随着一些新信息的出现而不断生成和改变的,这个实现了的秩序没有严格的预定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预定的因素,但只是一些要素;或者说,从各个要素、局部的观点看,是有预定性的。比如,单独来看,大多数节目是预定的,因而从演出者角度看,他自己准备的那个节目是确定的,这个演出活动中的大部分节目都属于这一类。但是,从这个层次上看不出每个节目在整体中的位置,因为那个整体还没有形成,或者说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对于我来讲,恰恰是由于存在着这么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整个演出过程便充满了惊险和惊喜;假如不是这样,而是已经知道了全部演出的信息并且已经确定好了演出的秩序,那么就不可能有这种别样的感觉了。这样的结果,使演出过程成为一种冒险。
从观众来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就是要看那个“未知”,中国文化于他们而言,是异域的、有陌生感的,否则便不会出现在现场。广而言之,一切观看活动,如看戏、看电影等,都是要去观看未知之物,都是体验冒险的感觉;假如一个作品不能提供这样的未知之物,那么观众便会认为那个作品没有水准,是不好的作品。
就我的体验而言,要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就得消解那种严肃的态度,不要过于认真地去对待这件事,才有可能。严肃的态度会消解掉这种冒险。也就是要持有一种玩儿的心态才好,如是,则能够消除程式化的东西,增加不确定的因素。
这样的演出活动,如果拔高一点的话,就是所谓的“后现代”式的演出了。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意大利式的风格。意大利人办事以散漫著称,但这种散漫并非不认真,而是一种游戏的心态,也就是超然物外,不必那么功利和较真儿,不必非要怎么样不可。但是,在这种看似游戏的风格里又有着严肃的内在精神:他们办事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最典型的便是米兰大教堂的建筑过程,前后居然用了300多年的时间!惟其如此,才会有如此辉煌、如此艺术、如此壮观的作品;设若不是这样,而是规定必须3年完成,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便可想而知了。
由此便可以明白,意大利人何以富于创造性,在设计方面领先于世界,何以浪漫而幽默,天真而率性了;假如用固定的程式和各种各样的规定把人们束缚起来,这些恐怕就荡然无存,人也就变成了呆板的机器了。
(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严春友 供稿)
注:原载《中国艺术报》331日。有较大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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